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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服務
來源:本站 點擊次數:次 發布時間:2022-4-11
陳國璋:男,1981年畢業于香港大學醫學院,1983年開始從事病理診斷工作,主要興趣在于外科病理診斷,尤其擅長淋巴造血組織腫瘤病理、免疫組化、甲狀腺和涎腺腫瘤病理。
在外科病理方面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在國際病理界享有很高的名譽,是首位榮獲由國際華人病理學家學會頒發的杰出華人病理學家獎。陳國璋教授積極參加診斷病理教學和國內外講學工作,為外科病理事業,特別是淋巴瘤病理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他是美國AFIP腫瘤系列叢書中淋巴結及脾臟腫瘤分冊的作者。參與WHO腫瘤分類中淋巴造血系統、胸腺、軟組織、皮膚、頭頸部及內分泌器官腫瘤病理的編寫。
在外科病理方面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在國際病理界享有很高的名譽,是首位榮獲由國際華人病理學家學會頒發的杰出華人病理學家獎。陳國璋教授積極參加診斷病理教學和國內外講學工作,為外科病理事業,特別是淋巴瘤病理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他是美國AFIP腫瘤系列叢書中淋巴結及脾臟腫瘤分冊的作者。參與WHO腫瘤分類中淋巴造血系統、胸腺、軟組織、皮膚、頭頸部及內分泌器官腫瘤病理的編寫。
獲得杰出華人病理學家獎感言
陳國璋
各位朋友:
獲得國際華人病理學會首次頒發的華人杰出病理學家獎對我是極大的榮幸和驕傲。我十分慶幸自己在開始職業生涯時,在正確的時間被分配到一個正確的地點,使得我能夠在以后的工作中為病理學做出一些小小的貢獻。
1982年我結束自己的實習時,我不知道自己喜歡哪個專業。我覺得自己或許應當從事內科或腫瘤科,而病理學則從來沒有考慮過。但是,在那時的香港,由于醫療工作的需要,我們常常被分配從事“不流行的專業”,要轉到自己喜愛的專業往往要從事“不流行的專業”一年到二年以后才可能。所以,我被分配到伊麗莎白醫院病理科。當時這個醫院是一個非教學醫院,工作量很大而工作人員很少。當時由于缺乏足夠的上級醫師且工作量很大,我在半年后便開始單獨簽發大部分病理報告。這對于培養獨立工作能力和迅速提高專業水平是一個極好的環境。現今,由于體制、監督、審計和避免潛在的訴訟等原因,這種環境已經不可能再出現了。當時我對于從事病理學專業十分滿意:我觀察病例,閱讀有關書籍,然后得出診斷!所以我決定繼續留在病理。至今我已經在伊麗莎白醫院工作超過24年,現在的病理科在硬件和人員方面已經有了很大改觀。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還處于前免疫組織化學時代,所有的診斷都建立在純形態學基礎上。對于不能確定的病例,常常是以年資高的醫師或“聲音大”的醫師的意見為準。但我一直在思考應當有某種方式使得診斷有可重復性和更加客觀。怎樣做到這一點呢?我必須請教大師。在當時,關于診斷病理學的書籍很少,也沒有有關亞專業病理學診斷的專著。總之,我閱讀了當時能夠找到的所有有關診斷病理學的書籍,試圖吸取作者們的每一點智慧。在我從事病理診斷的最初幾年中,我大概閱讀了超過200本病理學書籍。其中有兩本書對我的影響最大,一本是Azzopardi的關于乳腺病理學的,另一本是Kempson和Hendrickson的關于泌尿病理學的。這兩本書分析和討論了診斷的基本標準,并且強調指出診斷中的陷阱,當其出現在顯微鏡下時如何應對。這種寫書的風格在當時非常少見,極大地影響了我的診斷思路。
向大師們學習的另外一條途徑是盡可能參加國際性的講座或會議。去觀看和聆聽大師們如何表達其觀點和做出診斷。我也盡一切可能在提問時間或者在茶歇時間提出問題。我想發言者當時一定會認為我很討厭。但是參加會議和講座對于我非常有益,因為許多問題的“微妙”之處只有在討論中,而不是在教科書中,才能理解。
為了跟上知識的更新,我實際上閱讀了所有能夠找到的病理學雜志,以及幾種綜合性的醫學雜志。近幾年由于時間有限和雜志太多,我已看不了那樣多了。令人極其滿意的是在當一種新的亞型或實體在雜志上被描述僅僅幾個月后,在別人尚未聽說過的時候,我就做出診斷。
理論知識當然是極其重要的,你不能診斷一種你不知道的疾病。但是實踐經驗更為重要。當我遇到困難的病例時,我總是試圖在以往的讀片會病例和科內的檔案中尋找類似的病例,比較兩者的相同和不同之處,分析做出診斷需要的最低標準和可能的形態學譜系。在教科書中,通常只對病變給予全面的描述,但很少告知哪些病變特點是必須的,哪些特點是次要的或者是不需要的。人的視覺是有“信仰”的。即使你讀了關于某一疾病的書,但沒有看過一例實際的病例,你不能理解和把握診斷的本質。不幸的是,現今的病理學住院醫師不再專注于形態學的詳盡變化,而是很快地借助于免疫組織化學或分子研究來幫助診斷。
最后,我必須感謝我的導師,Juan Rosai和Ronald Dorfman,他們在1989到1990年在我得到一年獎學金時給了我在他們各自的病理系學習半年的機會。此外,他們也給了我職業生涯發展的機會。
我希望關于我過去學習的敘述不會占用你們太多的寶貴時間。謝謝大家,謝謝IACP授予我這一獎勵。
致以良好的祝愿!
(摘自中華病理學雜志2007年第36卷第2期)
獲得國際華人病理學會首次頒發的華人杰出病理學家獎對我是極大的榮幸和驕傲。我十分慶幸自己在開始職業生涯時,在正確的時間被分配到一個正確的地點,使得我能夠在以后的工作中為病理學做出一些小小的貢獻。
1982年我結束自己的實習時,我不知道自己喜歡哪個專業。我覺得自己或許應當從事內科或腫瘤科,而病理學則從來沒有考慮過。但是,在那時的香港,由于醫療工作的需要,我們常常被分配從事“不流行的專業”,要轉到自己喜愛的專業往往要從事“不流行的專業”一年到二年以后才可能。所以,我被分配到伊麗莎白醫院病理科。當時這個醫院是一個非教學醫院,工作量很大而工作人員很少。當時由于缺乏足夠的上級醫師且工作量很大,我在半年后便開始單獨簽發大部分病理報告。這對于培養獨立工作能力和迅速提高專業水平是一個極好的環境。現今,由于體制、監督、審計和避免潛在的訴訟等原因,這種環境已經不可能再出現了。當時我對于從事病理學專業十分滿意:我觀察病例,閱讀有關書籍,然后得出診斷!所以我決定繼續留在病理。至今我已經在伊麗莎白醫院工作超過24年,現在的病理科在硬件和人員方面已經有了很大改觀。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還處于前免疫組織化學時代,所有的診斷都建立在純形態學基礎上。對于不能確定的病例,常常是以年資高的醫師或“聲音大”的醫師的意見為準。但我一直在思考應當有某種方式使得診斷有可重復性和更加客觀。怎樣做到這一點呢?我必須請教大師。在當時,關于診斷病理學的書籍很少,也沒有有關亞專業病理學診斷的專著。總之,我閱讀了當時能夠找到的所有有關診斷病理學的書籍,試圖吸取作者們的每一點智慧。在我從事病理診斷的最初幾年中,我大概閱讀了超過200本病理學書籍。其中有兩本書對我的影響最大,一本是Azzopardi的關于乳腺病理學的,另一本是Kempson和Hendrickson的關于泌尿病理學的。這兩本書分析和討論了診斷的基本標準,并且強調指出診斷中的陷阱,當其出現在顯微鏡下時如何應對。這種寫書的風格在當時非常少見,極大地影響了我的診斷思路。
向大師們學習的另外一條途徑是盡可能參加國際性的講座或會議。去觀看和聆聽大師們如何表達其觀點和做出診斷。我也盡一切可能在提問時間或者在茶歇時間提出問題。我想發言者當時一定會認為我很討厭。但是參加會議和講座對于我非常有益,因為許多問題的“微妙”之處只有在討論中,而不是在教科書中,才能理解。
為了跟上知識的更新,我實際上閱讀了所有能夠找到的病理學雜志,以及幾種綜合性的醫學雜志。近幾年由于時間有限和雜志太多,我已看不了那樣多了。令人極其滿意的是在當一種新的亞型或實體在雜志上被描述僅僅幾個月后,在別人尚未聽說過的時候,我就做出診斷。
理論知識當然是極其重要的,你不能診斷一種你不知道的疾病。但是實踐經驗更為重要。當我遇到困難的病例時,我總是試圖在以往的讀片會病例和科內的檔案中尋找類似的病例,比較兩者的相同和不同之處,分析做出診斷需要的最低標準和可能的形態學譜系。在教科書中,通常只對病變給予全面的描述,但很少告知哪些病變特點是必須的,哪些特點是次要的或者是不需要的。人的視覺是有“信仰”的。即使你讀了關于某一疾病的書,但沒有看過一例實際的病例,你不能理解和把握診斷的本質。不幸的是,現今的病理學住院醫師不再專注于形態學的詳盡變化,而是很快地借助于免疫組織化學或分子研究來幫助診斷。
最后,我必須感謝我的導師,Juan Rosai和Ronald Dorfman,他們在1989到1990年在我得到一年獎學金時給了我在他們各自的病理系學習半年的機會。此外,他們也給了我職業生涯發展的機會。
我希望關于我過去學習的敘述不會占用你們太多的寶貴時間。謝謝大家,謝謝IACP授予我這一獎勵。
致以良好的祝愿!
(摘自中華病理學雜志2007年第36卷第2期)